然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剖腹产”在中国已成泛滥之势。医生喜欢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带来巨额创收；孕妇喜欢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免除分娩的痛苦，还可以为孩子的出生选择一个良辰佳日。

　　如同生命的孕育，建筑工程也受制于诸多因素，也需要必不可少的建设周期，也有其内在的规律——设计方案的论证与验证，需要足够的时间；滑模的施工与养护，需要足够的时间；路基的浇筑与沉降，需要足够的时间；材料的遴选与采购，施工质量的检测与监督，等等，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如果某个工程为了向国家或地方献礼，而选择某一个日子提前竣工，那不也是一种“剖腹产”么？如果献礼工程遍布大江南北，数不胜数，那不也如同“剖腹产”一样到了泛滥的程度么？

　　然而，很不幸，这不是如果，而是事实。有建筑工地随处可见的“决战××天”、“大干快上”、“争取提前××天竣工”之类的标语为证，更有数不清的新闻报道为证：

　　2008年6月12日，中广网宁夏记者站以《让献礼工程成靓丽名片》为题，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迎接50周年区庆，由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带团视察各献礼工程的情况。

　　2009年7月17日，连云港市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出《关于推进10项重大事项重点工程建设向建国60周年国庆献礼的通知》，要求在该市迅速掀起“比学赶超”的建设热潮。

　　2009年9月30日，石家庄日报以《书写城市的光荣与梦想——看省会20项国庆献礼工程》为题，报道石家庄市用“石家庄速度”为国庆献上的一份份厚礼。

　　2011年6月10日，恩施新闻网以《解读建州30周年州城十大献礼工程》为题，报道恩施州城区10个重点献礼工程和30个重点献礼项目。

　　2011年6月14日，湖南省涟源市政府门户网以《涟源市“献礼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为题，报道该市市长曾益民主持召开“建党9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项目调度会”。

　　人逢喜事，亲朋好友送礼相贺是人之常情；国有喜事，国民欢庆，四海友邦来电来人相贺，也算世之常情。如此看来，以某一项或某一些工程的落成来冲喜，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建筑工程的制约因素决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悦而消亡，建设周期决不会因为人的愿望而缩短，建筑工程的内在规律决不会因为人的决心而改变。

　　谁违反规律，谁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如果不尊重工程建设的基本规律，一味地抢进度，压工期，工程质量与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从开通半月故障不断的京沪铁路，到未完工就通车的青岛胶州湾大桥；从建成第二天就坍塌的云南新平公路，到开通不足10天就返工的南京南站，近一段时间，“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案例正接连不断在全国各地上演。集中出现的“赶工期”已经成为影响工程质量，乃至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

　　尽管抢工期造成的大小事故，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们也批评“献礼工程”，批评浮躁、冒进的思想作风；但是，我们却总是在为“提前竣工”而欢欣鼓舞；“决战××天”、“大干快上”、“为××献礼”这样的口号，依然主导着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提前竣工”的建设者总是受到表彰奖励，许多人因此成为先进人物，甚至得到提拔升迁。

为什么？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

　　其一，文化使然。中国人自古就有向当朝君王“献祥瑞”以博得欢心的习俗，发展到今天，这一习俗演化为向某一个全国性或地方性节日献礼。

　　其二，体制使然。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行为都可以交给市场，政府只负责为经济运行创造和维护一个公平的、规范的、开放的环境就可以了。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让我们的政府充满自信，它不仅要在宏观上调控经济，还经常直接干预经济、参与经济。把官员们的政绩跟GDP挂钩，等于是逼着官员们插手经济。“只惟上，不惟实”的官本位思想在大多数为政者的头脑中还依然根深蒂固，下级在上级面前好好表现，几乎是谋得政绩和政治前途的唯一出路。以官员们这样的角色担当，当面对经济事件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显然不会是按科学规律或经济规律办事，而是看这一经济事件能带来怎样的政治效果。在此种欲求的驱动下，他们乐于拿“剖腹产”的经济成果去献礼，更乐于去制造“剖腹产”的GDP。于是，我们看到了“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强拆标语，我们看到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开发方式，我们看到了将要留给后代子孙们的被普遍污染的河流和土壤。

　　略感欣慰的是，在这酷暑的时节，我们依稀听到了清凉如泉的声音。

　　7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在中共河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上，批评了少数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他表示将坚决取消“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强调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

　　而在此前的7月1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广东要从过去的“万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要让工程建设回归其固有的本义，不仅要摒弃大跃进式的思维方式，使之没有市场，人人嗤之以鼻；更必须从制度上否定“决战”、“献礼”的行为方式，让工程建设与政治概念和权力意志彻底划清界限。